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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【橙美文】八十年代野中記憶
        來源: 責任編輯:張雪子 分享到 2023-09-18 09:40:45

        野中,是安徽潛山野寨中學的簡稱。從野寨中學出來的孩子,習慣這么稱呼自己的母校。今年是野中建校八十周年——八十年前,因紀念抗日陣亡將士而建。野中的深厚,我雖有些微體會,卻無力道出。我在天津生活了三十多年,關于潛山老家,始終沒有忘掉的,其中大部分都是和野中有關。面臨潛川,背依天柱,近旁是三祖寺,這就是野中之所在。

        電視機

       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,我隨父母遷居到白水灣的潛山五七大學——實際上就是個師范學校,我開始知道世上還有電視機這種奇妙的東西。雖然只是黑白電視,每到周末的下午,當專門保管電視的老師把電視機柜子抬出來的那一刻開始,師生們的臉上便洋溢著幸福的表情。白水灣,群山環繞,遠離城市,微波信號很弱,多數的情況是,夜晚的空地上,幾百個人興致盎然地在看電視顯示屏上的麻點(有時是方向隨機的織布紋樣),麻點依稀能組合成人的形態的時候,觀眾當中便爆發出巨大的歡愉聲,直到有人判斷節目播放完畢,人群才散去。

        五七大學的幸福時光很快就結束了,我父親又接到了工作調令,他告訴我們,暑假結束前,我們就要搬家了,要搬到野寨中學。我的情緒是低落的,我喜歡那個閃爍著麻點、讓我們猜測節目是否結束的電視機。我懷疑野寨中學沒有這么高級的設備。

        完全出乎我的預料,1980年,野寨中學居然有兩臺電視機,其中還有一臺是彩色電視機,而且是二十四英寸大的。聲音是清晰的,圖像多數情況下是穩定的,即便出現了幀圖翻滾的局面,我們也都是情緒穩定的,因為我們有張有林老師,他是我們心目中信號調試大師。他通常輕咳兩聲,在電視機的右上角打開一個盒子,飛快完成技術動作,當時也有湊上來偷師調試奧秘的,那人剛湊近,張老師便啪的一聲已經關上了盒子,信號神奇地回到正常狀態。于是,關于這個世界的一些信息,我不再像在白水灣那樣在顯示屏的麻點里去猜了,我看見了審判“四人幫”,看見了女排,看見了世界杯,看見了山口百惠。到《射雕英雄傳》《霍元甲》的時候,學校里的老師家基本上都買了電視,學校的電視就沒人再看了。

        烏老

        回憶野中,烏老是繞不過去的。但我是沒有資格回憶他的,他生于1901年,前后師從熊十力、馬一浮先生,八十年前他是野中的核心創辦人,除此之外,他還擔任過宣城中學、安慶一中的校長,談現代安徽教育史,烏老也是繞不過去的。

        我之所以有勇氣談起烏以風先生,是因為,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,他和我的外祖父,他和我父親有著密切的交往。在我讀初中的時候,我在家里就看到烏老的一些著作,其中,除了《天柱山志》是已經出版的,其他的大都是蠟刻油印本,印數很少,我記得的,有《馬一浮學贊》《儒釋道三教關系史》《性習論》,另外,《岳云山館詩稿》,我最早看見的是他自己的筆跡,藍靛紙復寫本,那是他送給我外祖父的,后來,這個詩稿,又有王先創先生蠟刻油印本。烏先生是我父親的老師,把《儒釋道三教關系史》文稿交給我父親,有委托??钡囊馑?。父親接此重托,自是不敢怠慢,日夜推敲,亦與烏先生請教數度,無奈烏先生后來身體每況愈下精力不濟,他生前沒有看到這本大書的出版。父親多次與我談及這個過程,皆引以為大憾事。烏先生和我外祖父的交往,則在另一個層面,他們都是在民國年代有著豐富閱歷的人,最重要的,他們都是詩人。烏老詩藝,鵠的高標,唐宋之妙,兼收并取。他寫人生之超邁,有“立極方知天地大,凌空不見古今愁”;他寫家變后情感之無力挽留,有“嘉陵江水峨眉月,水向東流月落西”。我外祖父王新淼先生,亦善詩,其長詩《天柱行》,情濃思深,辭采奔涌,寫盡了天柱山的自然與人文魅力,烏老曾講,《天柱行》是可入天柱山藝文志中重要文獻的。在安慶,烏老與我外祖父,心意最為相通。我記得有一回,外祖父到野寨,把烏老請到家里吃飯,那頓飯,母親做了精心的準備,從食材到排盤,可謂精致,家里最好的酒是古井貢,也拿出來了。那頓飯,我見識了什么叫人的欣慰。兩個老人,時而縱議高談,時而黯然追懷,青眼互撫,嘉句相酬,眼看酒瓶將空,兩個老人謙讓再三,烏老說,好酒,剩下的酒我拌飯吃。

        野中建校七十年的時候,我說野中最難得的,是留住了野中氣息。這種氣息的源頭就是烏老。一個高人,俯下身子,做平常事,這個平常事里就含著高人的氣息了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,烏老的山谷口草堂就在野中的圍墻旁邊,那真是個草堂,屋頂上鋪著的,不是瓦,是茅草。

        從野中出來的孩子

        我的一位野中同學叫董裕平,因為他的老家在油壩,與我同鄉,雖然我在油壩的時間很短,但一提是油壩人,就天然更親密一層。

        他似乎自幼就是那種聰慧而有意志力的人,我現在回憶起來,十五六歲的孩子,就有著遠大理想抱負的,他是最突出的。我有一次在他的課桌上看見一個紙條,上面寫著:鸞駕車,發軔在龍年。他南京大學(也許不準確)畢業后到蚌埠卷煙廠短暫工作,其間我去看過他一回。那時也沒有快捷的聯絡方式,他并不知道我要來。凌晨我在蚌埠下了火車,出站后沒有去卷煙廠的安全的交通方式,草草吃了一碗面條我就叫了一輛黑三輪。小面館的大姐給我遞眼色,意思是要小心。我告訴她,放心吧,我帶著刀。到卷煙廠的時候,門衛早睡了。被我拍醒的門衛,打著哈欠把我帶到了廠職工宿舍,唯一亮著燈的,就是董裕平的房間。相見也沒什么話,也許我抽了支煙,畢竟在卷煙廠,不抽煙是對卷煙事業的不恭。只記得我被他的發奮震撼了,他絲毫沒有名校畢業后的優越與松弛,他不滿意當時的生存狀態,他要繼續學習,到別的地方去,他甚至打算把國家的經濟抓上去。我看見書桌對面的墻上,他密密麻麻地列著學習計劃,或者還有幾句自我激勵的警句。

        我在這里記下他,我是想說,這就是從野中出來的孩子。

        誰不想在俗世當中“成功”呢,從野中出來的孩子也一樣有這樣的想法。不同的是,在成功學之外,從野中出來的孩子有著自己特別的志向與趣味。

        (汪惠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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