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th id="khwiu"></th>
    1. <label id="khwiu"><video id="khwiu"></video></label>

        <center id="khwiu"></center>
        

      1. <code id="khwiu"><nobr id="khwiu"><sub id="khwiu"></sub></nobr></code>
        安徽師范大學仇鳳仙:為中國第一代農民工“畫像”?
        來源:安徽商報 責任編輯:張晨 分享到 2023-03-28 17:50:05

        2015年起,“高齡農民工”話題開始進入公共視野,也引起了安徽師范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學系副教授仇鳳仙的關注。2017年,她開始著手主持研究“第一代農民工”相關課題,歷時5年,于2022年結題,并寫成《第一代農民工可持續生計研究》一書,將于今年6月份出版。

        在這項課題里,她通過大量走訪、發放數千份問卷以及面對面訪談,對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群體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研和分析。她對每一位被訪的農民工都印象深刻,心懷共情,但落筆時,又保持著學者的嚴謹和冷靜,務求每一個數據都有出處。

        在她看來,第一代農民工離開故土進入城市務工,通過勞動,當然地獲得了經濟收入上的比較利益,同時也失去了很多,尤其是當“代際跨越”這一初衷未能實現時,他們的人生被添上了一抹悲涼的色彩。

        這本書,和她2022年4月出版的《傾聽暮年: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實踐研究》,以及她正在籌劃的“大國小工”選題,將構成“農村老年三部曲”,她希望以此有助于深入審視農村社會,并為基層社會治理提供經驗資料。

        在農村問題研究領域深耕多年,她努力在內心保持一份“人文”的柔軟,渴望在學者身份之外,嘗試去做一個“傾聽者”和“講述者”,關于第三本書,她準備在大量訪談的基礎上,多一點類似于“口述史”那樣的現場感,“不一定非得多么具有學術性,而是寫成我自己喜歡的樣子?!?/p>

        他們像鳥,在不同城市間遷徙

        仇鳳仙先后訪談了200多個農民工,籍貫涉及四川、山東、河南、內蒙古、云南和安徽等多地。這里面有不少是在工地旁或者馬路邊偶遇的,她一眼就能看出,那些三三兩兩聚在一起的人,就是她的研究對象。

        這樣的訪談隨機、突發,雙方不會有任何提前的安排,讓人覺得更可靠。

        多年的田野調查,讓仇鳳仙擁有很多經驗,她能讓那些心懷戒備的陌生人打開話匣,向她傾訴人生的際遇。她在為上一本書《傾聽暮年》做調研時,遠遠看到曬場上閑坐的老人,就湊過去,坐在臟兮兮的小板凳上和他們拉家常,慢慢的,周圍的老人們都圍了過來,話題完全打開。

        2018年,她去昆明開會,在路邊偶遇幾個當地農民工,她就站在那和他們聊,一聊就是幾個小時。農民工們平均年齡50歲,不會說普通話,雙方連比帶劃,很是費勁,但卻給了仇鳳仙很多鮮活的第一手資料。

        那次街頭訪談,讓她了解到云南當地農民工的生計比她想像的還要差。云南偏遠山區耕地少,以山林地為主,為了保護環境,山林地的開發和利用又有著諸多限制,這樣一來,村民家中的生計來源更少,被迫出來打工?!昂屯恋?、自然的那種長期依存的關系被割斷了,這是他們進城務工的主要原因,打工收入也不高,但遠比在家鄉要好,所以他們不愿意回去。在云南和四川等地,這樣的情況很多?!?/p>

        她在蕪湖火車站遇到過一位50多歲的東北人,在蕪湖三橋建設工地務工,橋修好了,他要去往另一個城市尋找新的工作。

        仇鳳仙覺得他像候鳥,在不同城市間遷徙。

        他告訴仇鳳仙,十幾年前,東北的工作很好找,但現在不好找了,最主要的原因是限煤,到了冬天,高污染的工廠全關了,最先失去工作的就是農民工。

        仇鳳仙覺得有點“漲知識”:不和他聊,還真不知道這種季節性的生產模式,蕪湖就不存在這種情況。

        她還在訪談中見識到了這位農民工的樂觀豁達。

        她問:“你年齡大了,總不能老這樣在外面打工吧?!睎|北人瞅她一眼:“我才五十多歲,算什么大呀?!?/p>

        她又問:“你孩子也都不在家,就剩老伴在家,種著幾畝地,萬一她生病了怎么辦呢?”東北人答:“要是大病我就回去,沒大病就隨她在家怎么弄,人不能活活被病死呀?!?/p>

        2019年12月,仇鳳仙和同事許云云老師去西安開會,她沒坐高鐵,而是選了綠皮火車,火車上有很多返鄉的農民工,都往西邊去。

        她帶了100多張調查問卷,卷子上列了70多道選擇題,包括“外出務工時長”“收入情況”“眼下最關心最擔憂的事”“干到什么時候退休”“將來有什么打算”等?;疖囬_起來,她就挨個發,十幾份問卷發出去后,引來不少農民工的注意,他們圍過來,紛紛伸手要問卷。

        這個時候,乘務員過來制止。

        為了能在這趟綠皮車上做調查,仇鳳仙提前做了很多準備,打印了情況說明,找學校蓋了章,還帶上了工作證,來表明自己是有單位的人,是做調研的。

        她把這些材料拿給乘務員看,沒用,乘務員告訴她,“我只認鐵路部門的批文?!?/p>

        問卷發放被中止了,仇鳳仙想和農民工們聊天,也被制止,乘務員讓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,“如果再不聽勸,就要叫乘警了?!?/p>

        “他們看上去很蒼老,硬損傷很多”

        問卷調查從2018年12月份開始,中間因故中斷了一段時間,2020年又拾起來做,做了兩年多,2022年結束時,共收集了2500份。

        被訪者分布在全國各地。

        仇鳳仙帶的學生,有不少家在外省,放假時,她就讓學生帶回老家,在當地做問卷調查。

        有個重慶的女學生叫覃元林,現在已經在安徽省一高校工作了,春節回家時她帶了400份問卷,全家人幫忙,在當地挨家挨戶上門發放,過了一個很特別的春節。

        還有一年暑假,女學生高慎香回老家山東做了500份問卷調查,她騎著小電驢,跑了很多村子,曬得漆黑。仇鳳仙讓她做完一個問卷調查給人家一塊錢,“表示一下心意”,高慎香就拿著手機找對方要收款碼,人家死活不要,后來,她再上門發問卷時,就背一袋子一元硬幣,填完問卷,就硬塞給人家一枚。

        像在暗房里沖洗膠片底片一樣,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的整體輪廓,在這2500份調查問卷里慢慢顯現出來。

        問卷顯示,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農民工占83.85%,外出務工年限超過20年的占41.22%,外出務工20年以下16年以上的占10.98%,沒有和雇用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占64.24%,女性農民工占25.72%,在健康自評中認為自己沒有大病的占62.65%,對未來抱有樂觀的人占40%,“這是因為他們的身體狀況尚可,再加上家里有其他經濟來源的支持,讓他們的壓力不會太大?!?/p>

        但實際上,被訪者的健康狀況都不太好。仇鳳仙總結認為,第一代農民工在健康狀況方面擁有一些共性:比如他們外表看上去都很蒼老,大都比實際年齡要老上幾歲甚至十幾歲;比如身體的硬損傷很多,肩膀、胳膊、腰、腿這些部位疼痛是普遍現象;還有在高污染環境里工作導致的傷害,有位被訪者長期在上海一家帆布包加工廠里工作,空氣中充斥著刺鼻嗆人的味道,最終他得了紅斑狼瘡。

        被訪農民工基本上沒有談及精神生活。問卷里有一道題涉及到他們的社會關系網絡,“你心情不好的時候向誰傾訴?”結果顯示,向家人和親友傾訴的占74.54%,選擇向打工時認識的當地人傾訴的僅占8%。

        清晨的勞務市場,工友們聚在一起等活來

        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,年齡在40多歲到50多歲之間,這個年齡段的農民工,存錢的幾乎沒有,因為他們的子女要么在念書,要么到了結婚成家的時候,農村的高價彩禮是一個很大的負擔,他們的勞動所得,全都要付出給家庭,“這個結果也符合我們學術界關于儲蓄的U型理論,中年人,四五十歲這一段,儲蓄是處于最低點的?!?/p>

        不同年齡層的農民工,對未來的預期和養老的規劃也不一樣,這一點在問卷里體現得特別明顯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,如今已經六七十歲了,他們知道子女和孫輩都靠不住,靠山山倒,靠水水流,開始有了養老的意識和行動,開始主動存錢,“我問那些在社區做保潔、綠化的老人,他們說工資是日結,一天能掙80塊錢,他們把這錢都留給自己。新農合一個月150塊錢,一天掙80塊錢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一筆很大的收入?!?/p>

        2020年仇鳳仙訪談過一位姓項的老人,老家在六安,當時已經73歲,在合肥一家養老院做護工,包吃包住,月工資4500元左右。老人告訴仇鳳仙,他老伴患有白癲風,他得出來掙錢給老伴治病,“我問單位有沒有給他買保險,他說那是城里人才能有的,能掙點錢在身上就不怕了?!薄八麄兿氲暮芎唵?,為自己晚年生活多一點經濟儲備,心里就會安穩些?!?/p>

        “我們和他們不是一樣的人”

        怎么界定第一代農民工?學術界的定義是,凡在上世紀70年代及以前出生、并在上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外出務工人群,都可以視為第一代農民工。按這個算法,第一代農民工里年齡最小的在40多歲,年長的約六七十歲甚至更老。

        仇鳳仙曾訪談過一位70多歲的女農民工,年輕時去上海浙江等地打工,不停換廠換工作,遇到農忙時,就抽空回來一趟,忙完農活回去繼續打工。年齡大了后,回到老家,仍然打零工,后來找到一份環衛保潔的工作,一個月1800元,她很滿足。

        老人回憶說,在城市里打工,最讓人難受的就是“怕被人看不起”,她吃飯時專找路邊的小攤,那里是農民工比較聚集的地方,平時幾乎不和城里人搭訕,“我們和他們不是一樣的人?!?/p>

        第一代農民工外出時,城鄉二元結構尚未松動,城里人和農村人之間仍然隔著一層無形的身份壁壘,這也導致農民工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定位為城市的邊緣群體。他們擔心遇到城里人的喝斥,擔心被當作小偷一樣防備,所以盡可能將自己與城市隔絕開來,城市里的公園、商場、圖書館、娛樂場所,和他們沒有任何關系,唯一將他們與城市連結起來的,就是工作,他們只在因為鄉土屬性而構建起來的圈子里活動,這也是他們唯一的社交圈。

        但是,第一代農民工身上,又無一例外地背負著“代際跨越”的使命。

        仇鳳仙訪談過一位熟人,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末,家在皖北農村,是村里唯一一個高中生,上世紀90年代,他成了村里第一批外出務工的一員。外出務工前,因為找不到門路,他找到一個遠房親戚,給人家送了禮,然后被帶去了上海浦東。

        浦東正在大開發,他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活,當時全國平均月收入不過300元至500元,他一天能掙10塊錢,覺得太好了。但是活太苦太累,受不了,他在工地上攪拌混凝土,胳膊每天都是腫的。

        浦東建設完了,他又隨別人去了廣東,進過工廠,在工地上呆過,多年下來,腰疼、腿疼,落下半身毛病。

        那些年,他愛人一直在家帶孩子,做留守女性。他跟愛人說:我負責掙錢,你負責把孩子帶好,不用管其他的。

        為了多掙錢,他盡量不回家探親,因為“回老家要路費,還要給老人們親戚們帶禮物,回家一趟支出太大?!庇龅轿缡涨锸?,農民工大量返鄉,老板會高價留人,他就留下來,最長時,他有三四年都沒回家。

        某年暑假,愛人帶著孩子去和他團聚。有一天晚飯后,他帶著家人去爬工地附近的一座小山,爬到山頂,四面開闊,他們看到了夜色中的城市在漫無邊際地鋪展,他感慨地說,唉,這眼前的萬家燈火,將來有哪一扇窗戶里的燈光,是我兒子的呢?

        仇鳳仙覺得這個農民工“很有情懷”,“他從來沒為自己打算過,想的只有孩子,這也是第一代農民工外出的最大動力?!?/p>

        他的兩個兒子,后來都考上了大學,在城市里安家立業,年過半百的他,現在仍然在打工,替孩子還房貸,但對他來說,這已經是“甜蜜的負擔”。

        這位農民工在外打拼了30年,終于實現了“代際跨越”,但這樣的例子,少之又少。

        “代際跨越”之痛

        仇鳳仙用“4D”來形容第一代農民進城就業的工作類型。4D分別是Dirty(臟)、Danger(危險)、Damage(損傷)和Difficult(就業困難)。

        除此之外,第一代農民工還較多地受到國家相關政策的影響,一旦有風吹草動,就得立馬返鄉。

        資料顯示,從流動政策變遷的角度來看,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的社會流動可以細分為松綁期、調控期和積極引導期三個階段。

        1978年~1988年,國家逐漸取消對農民進城開店、務工經商的政策限制,由此形成了1989年的第一次“民工潮”。

        1989年~1999年,為了減少“民工潮”對城市的沖擊,各地采取嚴格控制措施,農民外出務工勢頭減緩。1992年后,為增加農民收入,國家又開始放寬對農民進城務工的限制,由此出現了1992年的第二次“民工潮”和1994年的第三次“民工潮”。1990年代中后期,由于農民進城務工、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、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“三峰疊加”,一些城市對農民工再次采取限制措施。

       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,第一代農民工面臨著“經濟吸納、社會排斥”的尷尬局面,這使得他們長時間成為游離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邊緣群體。

        時代的變遷,也清晰地勾畫出不同代際的農民工的命運線條?!暗谝淮r民工是以‘生存—經濟’預設為條件的外出務工邏輯,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,他們掙的錢,都要用來接濟家庭開支,尤其是子女的成長。到了第二代農民工,他們都是1980年以后出生,屬于發展自我型的,他們掙了錢,很少給家里,大多都用來改變自身的處境。到了第三代,是00后了,他們已經越來越多地融入了城市,成為新型工人和城市新市民的一部分?!?/p>

        改善家庭經濟,實現“代際跨越”,幾乎是所有第一代農民工的夢想,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。

        仇鳳仙在調查和訪談中發現,拼命干活,拼命壓縮自己的消費空間,是農民工們積攢財富的唯一方式,“像上世紀90年代,一個農民工一個月能掙兩百多,省吃儉用,刨去少得可憐的開支,能寄回家兩百塊錢,這可是很大一筆錢,當地蓋一套大瓦房要四五千,他攢上兩三年就能蓋上一套了?!?/p>

        但想要實現“代際跨越”,則要艱難的多,很多農民工的子代,命運并沒有改變,仍然陷在原地。

        和“舉家隨遷”模式不同,第一代農民工大多屬于個體流動模式,他們外出務工后,孩子成為留守兒童,“由于親情缺失,缺少陪伴、引導和教育管教,孩子很難養成好的學習和生活習慣,走入社會后,競爭力比較弱,社會化韌性很差?!?/p>

        仇鳳仙想起2018年的一部紀錄片《三和人才市場》里的“三和大神”,“那里面拍攝的靠打日結工生存、干一天玩三天的新生代農民工,有很多就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孩子?!?/p>

        讓他們工作是最好的關懷

        在調研中,面對“將來有什么打算?”這一問題,第一代農民工中最多的回答是:哪有什么打算,干到干不動時生病了就不干了唄。

        兩年前,仇鳳仙在一篇文章里呼吁給農村老人多提供一些好的工作機會,結果被一位專家批評說“沒有人文情懷”,專家說,他們要休息,你卻還讓他們去工作。

        仇鳳仙覺得,很多人并不了解農村,不了解農村老人的真實處境,讓他們休息,誰來給他們提供經濟支持?工作恰恰是對他們最大的關懷。

        她調研過的一位老人,75歲了還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,正規的建筑工地進不去,就在鄉村里幫私人蓋房子,一天能掙100多塊錢。

        對農村老人來說,他們沒有退休的概念,也沒有機會可以退休,只要活著,只要能動,就總要勞作。

        第一代農民工已經或正在步入老年,他們的未來會怎樣?沒有人能給出一個讓人安心的答案。

        但仇鳳仙還是對此抱以樂觀,她在調研中感覺到,第一代農民工很少有成為城市人的想法,他們和鄉土的牽絆很深,也從未真正脫離農業生產,當他們在城市里失去工作機會后,最可能的選擇是,重新回到故鄉。

        “我覺得政府首先應該在制度層面上共建一個老年友好型社會。第二個就是生計落腳點的問題,他們早晚要回到農村,不如提前在農村搭建能容納他們的空間,比如在鄉村振興過程中,安排第一代農民工返鄉后的生計,讓他們力所能及參與鄉村建設,并通過勞動獲得報酬。他們在外務工多年,受過良好的訓練,有專長,有見識,一定能夠發揮作用?!?/p>

        (安徽商報融媒體記者 祁海群)

        聲明:
        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、圖片,版權均屬安徽商報、安徽商報合肥網所有。任何媒體、網站或個人,未經授權不得轉載、鏈接、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;已授權的媒體、網站,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“來源:安徽商報或安徽商報合肥網”,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。
        欧美一区二区日韩国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