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起，“高齡農民工”話題開始進入公共視野，也引起了安徽師范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學系副教授仇鳳仙的關注。2017年，她開始著手主持研究“第一代農民工”相關課題，歷時5年，于2022年結題，并寫成《第一代農民工可持續生計研究》一書，將于今年6月份出版。

在這項課題里，她通過大量走訪、發放數千份問卷以及面對面訪談，對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群體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研和分析。她對每一位被訪的農民工都印象深刻，心懷共情，但落筆時，又保持著學者的嚴謹和冷靜，務求每一個數據都有出處。

在她看來，第一代農民工離開故土進入城市務工，通過勞動，當然地獲得了經濟收入上的比較利益，同時也失去了很多，尤其是當“代際跨越”這一初衷未能實現時，他們的人生被添上了一抹悲涼的色彩。

這本書，和她2022年4月出版的《傾聽暮年：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實踐研究》，以及她正在籌劃的“大國小工”選題，將構成“農村老年三部曲”，她希望以此有助于深入審視農村社會，并為基層社會治理提供經驗資料。

在農村問題研究領域深耕多年，她努力在內心保持一份“人文”的柔軟，渴望在學者身份之外，嘗試去做一個“傾聽者”和“講述者”，關于第三本書，她準備在大量訪談的基礎上，多一點類似于“口述史”那樣的現場感，“不一定非得多么具有學術性，而是寫成我自己喜歡的樣子?！?/p>

他們像鳥，在不同城市間遷徙

仇鳳仙先后訪談了200多個農民工，籍貫涉及四川、山東、河南、內蒙古、云南和安徽等多地。這里面有不少是在工地旁或者馬路邊偶遇的，她一眼就能看出，那些三三兩兩聚在一起的人，就是她的研究對象。

這樣的訪談隨機、突發，雙方不會有任何提前的安排，讓人覺得更可靠。

多年的田野調查，讓仇鳳仙擁有很多經驗，她能讓那些心懷戒備的陌生人打開話匣，向她傾訴人生的際遇。她在為上一本書《傾聽暮年》做調研時，遠遠看到曬場上閑坐的老人，就湊過去，坐在臟兮兮的小板凳上和他們拉家常，慢慢的，周圍的老人們都圍了過來，話題完全打開。

2018年，她去昆明開會，在路邊偶遇幾個當地農民工，她就站在那和他們聊，一聊就是幾個小時。農民工們平均年齡50歲，不會說普通話，雙方連比帶劃，很是費勁，但卻給了仇鳳仙很多鮮活的第一手資料。

那次街頭訪談，讓她了解到云南當地農民工的生計比她想像的還要差。云南偏遠山區耕地少，以山林地為主，為了保護環境，山林地的開發和利用又有著諸多限制，這樣一來，村民家中的生計來源更少，被迫出來打工?！昂屯恋?、自然的那種長期依存的關系被割斷了，這是他們進城務工的主要原因，打工收入也不高，但遠比在家鄉要好，所以他們不愿意回去。在云南和四川等地，這樣的情況很多?！?/p>

她在蕪湖火車站遇到過一位50多歲的東北人，在蕪湖三橋建設工地務工，橋修好了，他要去往另一個城市尋找新的工作。

仇鳳仙覺得他像候鳥，在不同城市間遷徙。

他告訴仇鳳仙，十幾年前，東北的工作很好找，但現在不好找了，最主要的原因是限煤，到了冬天，高污染的工廠全關了，最先失去工作的就是農民工。

仇鳳仙覺得有點“漲知識”：不和他聊，還真不知道這種季節性的生產模式，蕪湖就不存在這種情況。

她還在訪談中見識到了這位農民工的樂觀豁達。

她問：“你年齡大了，總不能老這樣在外面打工吧?！睎|北人瞅她一眼：“我才五十多歲，算什么大呀?！?/p>

她又問：“你孩子也都不在家，就剩老伴在家，種著幾畝地，萬一她生病了怎么辦呢?”東北人答：“要是大病我就回去，沒大病就隨她在家怎么弄，人不能活活被病死呀?！?/p>

2019年12月，仇鳳仙和同事許云云老師去西安開會，她沒坐高鐵，而是選了綠皮火車，火車上有很多返鄉的農民工，都往西邊去。

她帶了100多張調查問卷，卷子上列了70多道選擇題，包括“外出務工時長”“收入情況”“眼下最關心最擔憂的事”“干到什么時候退休”“將來有什么打算”等?；疖囬_起來，她就挨個發，十幾份問卷發出去后，引來不少農民工的注意，他們圍過來，紛紛伸手要問卷。

這個時候，乘務員過來制止。

為了能在這趟綠皮車上做調查，仇鳳仙提前做了很多準備，打印了情況說明，找學校蓋了章，還帶上了工作證，來表明自己是有單位的人，是做調研的。

她把這些材料拿給乘務員看，沒用，乘務員告訴她，“我只認鐵路部門的批文?！?/p>

問卷發放被中止了，仇鳳仙想和農民工們聊天，也被制止，乘務員讓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，“如果再不聽勸，就要叫乘警了?！?/p>

“他們看上去很蒼老，硬損傷很多”

問卷調查從2018年12月份開始，中間因故中斷了一段時間，2020年又拾起來做，做了兩年多，2022年結束時，共收集了2500份。

被訪者分布在全國各地。

仇鳳仙帶的學生，有不少家在外省，放假時，她就讓學生帶回老家，在當地做問卷調查。

有個重慶的女學生叫覃元林，現在已經在安徽省一高校工作了，春節回家時她帶了400份問卷，全家人幫忙，在當地挨家挨戶上門發放，過了一個很特別的春節。

還有一年暑假，女學生高慎香回老家山東做了500份問卷調查，她騎著小電驢，跑了很多村子，曬得漆黑。仇鳳仙讓她做完一個問卷調查給人家一塊錢，“表示一下心意”，高慎香就拿著手機找對方要收款碼，人家死活不要，后來，她再上門發問卷時，就背一袋子一元硬幣，填完問卷，就硬塞給人家一枚。

像在暗房里沖洗膠片底片一樣，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的整體輪廓，在這2500份調查問卷里慢慢顯現出來。

問卷顯示，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農民工占83.85%，外出務工年限超過20年的占41.22%，外出務工20年以下16年以上的占10.98%，沒有和雇用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占64.24%，女性農民工占25.72%，在健康自評中認為自己沒有大病的占62.65%，對未來抱有樂觀的人占40%，“這是因為他們的身體狀況尚可，再加上家里有其他經濟來源的支持，讓他們的壓力不會太大?！?/p>

但實際上，被訪者的健康狀況都不太好。仇鳳仙總結認為，第一代農民工在健康狀況方面擁有一些共性：比如他們外表看上去都很蒼老，大都比實際年齡要老上幾歲甚至十幾歲;比如身體的硬損傷很多，肩膀、胳膊、腰、腿這些部位疼痛是普遍現象;還有在高污染環境里工作導致的傷害，有位被訪者長期在上海一家帆布包加工廠里工作，空氣中充斥著刺鼻嗆人的味道，最終他得了紅斑狼瘡。

被訪農民工基本上沒有談及精神生活。問卷里有一道題涉及到他們的社會關系網絡，“你心情不好的時候向誰傾訴?”結果顯示，向家人和親友傾訴的占74.54%，選擇向打工時認識的當地人傾訴的僅占8%。

清晨的勞務市場，工友們聚在一起等活來

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，年齡在40多歲到50多歲之間，這個年齡段的農民工，存錢的幾乎沒有，因為他們的子女要么在念書，要么到了結婚成家的時候，農村的高價彩禮是一個很大的負擔，他們的勞動所得，全都要付出給家庭，“這個結果也符合我們學術界關于儲蓄的U型理論，中年人，四五十歲這一段，儲蓄是處于最低點的?！?/p>

不同年齡層的農民工，對未來的預期和養老的規劃也不一樣，這一點在問卷里體現得特別明顯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如今已經六七十歲了，他們知道子女和孫輩都靠不住，靠山山倒，靠水水流，開始有了養老的意識和行動，開始主動存錢，“我問那些在社區做保潔、綠化的老人，他們說工資是日結，一天能掙80塊錢，他們把這錢都留給自己。新農合一個月150塊錢，一天掙80塊錢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一筆很大的收入?！?/p>

2020年仇鳳仙訪談過一位姓項的老人，老家在六安，當時已經73歲，在合肥一家養老院做護工，包吃包住，月工資4500元左右。老人告訴仇鳳仙，他老伴患有白癲風，他得出來掙錢給老伴治病，“我問單位有沒有給他買保險，他說那是城里人才能有的，能掙點錢在身上就不怕了?！薄八麄兿氲暮芎唵?，為自己晚年生活多一點經濟儲備，心里就會安穩些?！?/p>

“我們和他們不是一樣的人”

怎么界定第一代農民工?學術界的定義是，凡在上世紀70年代及以前出生、并在上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外出務工人群，都可以視為第一代農民工。按這個算法，第一代農民工里年齡最小的在40多歲，年長的約六七十歲甚至更老。

仇鳳仙曾訪談過一位70多歲的女農民工，年輕時去上海浙江等地打工，不停換廠換工作，遇到農忙時，就抽空回來一趟，忙完農活回去繼續打工。年齡大了后，回到老家，仍然打零工，后來找到一份環衛保潔的工作，一個月1800元，她很滿足。

老人回憶說，在城市里打工，最讓人難受的就是“怕被人看不起”，她吃飯時專找路邊的小攤，那里是農民工比較聚集的地方，平時幾乎不和城里人搭訕，“我們和他們不是一樣的人?！?/p>

第一代農民工外出時，城鄉二元結構尚未松動，城里人和農村人之間仍然隔著一層無形的身份壁壘，這也導致農民工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定位為城市的邊緣群體。他們擔心遇到城里人的喝斥，擔心被當作小偷一樣防備，所以盡可能將自己與城市隔絕開來，城市里的公園、商場、圖書館、娛樂場所，和他們沒有任何關系，唯一將他們與城市連結起來的，就是工作，他們只在因為鄉土屬性而構建起來的圈子里活動，這也是他們唯一的社交圈。

但是，第一代農民工身上，又無一例外地背負著“代際跨越”的使命。

仇鳳仙訪談過一位熟人，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末，家在皖北農村，是村里唯一一個高中生，上世紀90年代，他成了村里第一批外出務工的一員。外出務工前，因為找不到門路，他找到一個遠房親戚，給人家送了禮，然后被帶去了上海浦東。

浦東正在大開發，他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活，當時全國平均月收入不過300元至500元，他一天能掙10塊錢，覺得太好了。但是活太苦太累，受不了，他在工地上攪拌混凝土，胳膊每天都是腫的。

浦東建設完了，他又隨別人去了廣東，進過工廠，在工地上呆過，多年下來，腰疼、腿疼，落下半身毛病。

那些年，他愛人一直在家帶孩子，做留守女性。他跟愛人說：我負責掙錢，你負責把孩子帶好，不用管其他的。

為了多掙錢，他盡量不回家探親，因為“回老家要路費，還要給老人們親戚們帶禮物，回家一趟支出太大?！庇龅轿缡涨锸?，農民工大量返鄉，老板會高價留人，他就留下來，最長時，他有三四年都沒回家。

某年暑假，愛人帶著孩子去和他團聚。有一天晚飯后，他帶著家人去爬工地附近的一座小山，爬到山頂，四面開闊，他們看到了夜色中的城市在漫無邊際地鋪展，他感慨地說，唉，這眼前的萬家燈火，將來有哪一扇窗戶里的燈光，是我兒子的呢?

仇鳳仙覺得這個農民工“很有情懷”，“他從來沒為自己打算過，想的只有孩子，這也是第一代農民工外出的最大動力?！?/p>

他的兩個兒子，后來都考上了大學，在城市里安家立業，年過半百的他，現在仍然在打工，替孩子還房貸，但對他來說，這已經是“甜蜜的負擔”。

這位農民工在外打拼了30年，終于實現了“代際跨越”，但這樣的例子，少之又少。

“代際跨越”之痛

仇鳳仙用“4D”來形容第一代農民進城就業的工作類型。4D分別是Dirty(臟)、Danger(危險)、Damage(損傷)和Difficult(就業困難)。

除此之外，第一代農民工還較多地受到國家相關政策的影響，一旦有風吹草動，就得立馬返鄉。

資料顯示，從流動政策變遷的角度來看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的社會流動可以細分為松綁期、調控期和積極引導期三個階段。

1978年~1988年，國家逐漸取消對農民進城開店、務工經商的政策限制，由此形成了1989年的第一次“民工潮”。

1989年~1999年，為了減少“民工潮”對城市的沖擊，各地采取嚴格控制措施，農民外出務工勢頭減緩。1992年后，為增加農民收入，國家又開始放寬對農民進城務工的限制，由此出現了1992年的第二次“民工潮”和1994年的第三次“民工潮”。1990年代中后期，由于農民進城務工、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、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“三峰疊加”，一些城市對農民工再次采取限制措施。

在這樣的大背景下，第一代農民工面臨著“經濟吸納、社會排斥”的尷尬局面，這使得他們長時間成為游離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邊緣群體。

時代的變遷，也清晰地勾畫出不同代際的農民工的命運線條?！暗谝淮r民工是以‘生存—經濟’預設為條件的外出務工邏輯，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，他們掙的錢，都要用來接濟家庭開支，尤其是子女的成長。到了第二代農民工，他們都是1980年以后出生，屬于發展自我型的，他們掙了錢，很少給家里，大多都用來改變自身的處境。到了第三代，是00后了，他們已經越來越多地融入了城市，成為新型工人和城市新市民的一部分?！?/p>

改善家庭經濟，實現“代際跨越”，幾乎是所有第一代農民工的夢想，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。

仇鳳仙在調查和訪談中發現，拼命干活，拼命壓縮自己的消費空間，是農民工們積攢財富的唯一方式，“像上世紀90年代，一個農民工一個月能掙兩百多，省吃儉用，刨去少得可憐的開支，能寄回家兩百塊錢，這可是很大一筆錢，當地蓋一套大瓦房要四五千，他攢上兩三年就能蓋上一套了?！?/p>

但想要實現“代際跨越”，則要艱難的多，很多農民工的子代，命運并沒有改變，仍然陷在原地。

和“舉家隨遷”模式不同，第一代農民工大多屬于個體流動模式，他們外出務工后，孩子成為留守兒童，“由于親情缺失，缺少陪伴、引導和教育管教，孩子很難養成好的學習和生活習慣，走入社會后，競爭力比較弱，社會化韌性很差?！?/p>

仇鳳仙想起2018年的一部紀錄片《三和人才市場》里的“三和大神”，“那里面拍攝的靠打日結工生存、干一天玩三天的新生代農民工，有很多就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孩子?！?/p>

讓他們工作是最好的關懷

在調研中，面對“將來有什么打算?”這一問題，第一代農民工中最多的回答是：哪有什么打算，干到干不動時生病了就不干了唄。

兩年前，仇鳳仙在一篇文章里呼吁給農村老人多提供一些好的工作機會，結果被一位專家批評說“沒有人文情懷”，專家說，他們要休息，你卻還讓他們去工作。

仇鳳仙覺得，很多人并不了解農村，不了解農村老人的真實處境，讓他們休息，誰來給他們提供經濟支持?工作恰恰是對他們最大的關懷。

她調研過的一位老人，75歲了還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，正規的建筑工地進不去，就在鄉村里幫私人蓋房子，一天能掙100多塊錢。

對農村老人來說，他們沒有退休的概念，也沒有機會可以退休，只要活著，只要能動，就總要勞作。

第一代農民工已經或正在步入老年，他們的未來會怎樣?沒有人能給出一個讓人安心的答案。

但仇鳳仙還是對此抱以樂觀，她在調研中感覺到，第一代農民工很少有成為城市人的想法，他們和鄉土的牽絆很深，也從未真正脫離農業生產，當他們在城市里失去工作機會后，最可能的選擇是，重新回到故鄉。

“我覺得政府首先應該在制度層面上共建一個老年友好型社會。第二個就是生計落腳點的問題，他們早晚要回到農村，不如提前在農村搭建能容納他們的空間，比如在鄉村振興過程中，安排第一代農民工返鄉后的生計，讓他們力所能及參與鄉村建設，并通過勞動獲得報酬。他們在外務工多年，受過良好的訓練，有專長，有見識，一定能夠發揮作用?！?/p>

（安徽商報融媒體記者 祁海群）